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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章英 顾力兵:开创属于中国人自己的教育未来

  要:本文从我国国情和广大中小学的教育实际出发,主张充分发扬东方人特有的整体思维优势将系统科学特别是复杂性科学的方法引入到教育领域中来,使教育从封闭走向开放,以系统的眼光、整体视野对智能开发与人才培养以及教育的改革与发展进行系统研究,使教育能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实现科学育人的目的。本文运用系统科学方法提出了“人类智能系统”和“SQ”(“系统商”)概念,以期为素质教育提供理论支撑、为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教育科学基础理论和开创属于中国人自己的教育未来作出贡献。
关键词:系统科学  素质教育  人类智能系统  SQ概念
 
    教育是古老而又年轻的事业,她承载着国家和民族的希望,哺育着人类的未来,任重而道远。在人类已进入新千年的今天,科学技术突飞猛进;21世纪的中华大地正在发生深刻的历史性巨变,一个古老的东方民族正在迅速崛起。在这充满着前所未有的机遇、挑战和诸多不确定因素的年代,我们的教育能为21世纪、能为我们的祖国培养合格的乃至仰望天空的创新型人才吗?问题是严峻而沉重的,人们呼唤着、思索着、探寻着、期盼着……。
一、实践——学术之本、真理之源
    回答以上问题时出发点的选择是多元的,领导、学者、专家、教师们正从不同的角度进行着思考、诠释和探寻。我们认为:实践乃学术之本、真理之源。当我们思考中国教育问题时,我们应该正视中国广袤大地上的现实,从我国国情和中小学的实际情况出发引出我们的思考,而不只是书本、概念和泊来品。只有不唯上、不唯书、不唯星、不唯洋是崇,我们的思考才能比较符合中国实际并取得一些实质性的进展。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连续近29年保持高速增长,为教育插上了腾飞的翅膀。我国政府在增加教育投入、改善校舍设备、提高人民教师的地位待遇等各个方面作了大量的工作,我国教育已经实现了跨越式发展,各级各类学校入学率进一步提高,特别是广大群众多少年来渴望的九年义务制教育终于从农村开始逐步实现免费,我国教育取得了举世瞩目的骄人业绩,有口皆碑、有目共睹。但自50年代至今,同样一个不容忽视和无法回避的事实是:在我国广袤的神州大地上长期存在的“学生负担过重”现象至今未能得到很好解决,应试教育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愈演愈烈,一切为了升学,一切为了考试。考什么,教什么。正是中国基础教育极为严峻的现实。考,考,依然是老师的法宝;分,分,依然是是学生的命根。从高考到中考;从高中到初中一直向小学、幼儿园延伸;从学校到家庭一直向社会拓展。各种各样的补习班、培训班,各种各样的教学辅导材料、练习册,充斥市场。正是“一分”值“几万”的严峻现实使分数、升学像一场看不见硝烟的大战,迷漫在学校、家庭、社会的每一个角落。正如日刊“中国式教育‘制造’悲哀的‘小皇帝’”撰文中所描述的:“中国的孩子只能在学校,家庭和补习班这三个地方长时间地坐在椅子上学习,他们的形象都快与桌椅一体化了。” “教育的第一线成了克隆人才的工厂”。[1]孩子们的书包越背越重,作业越来越多,在沉重的课业负担面前,孩子们失去了童年的欢乐,小小年纪居然说不完的累、累、累,讲不完的“痛苦”和“烦恼”,厌学、逃学甚至更为严重的恶性事件屡屡发生┅┅。为了那个“升学率”,有关人士也无所不用其极:题海战术、猜题、压题、漏题、泄题、制假造假、弄虚作假、人格分裂、道德败坏┅┅,神圣的教育殿堂被扭曲、被妖魔化了!这是多么严峻而又多么可悲的事实!一个声音在空中回旋:中国教育怎么了?!中国教育正面临着无尽的拷问。尽管教育行政部三令五申并采取了许多相应措施;教育专家们也几经呼吁甚至发出了“救救孩子”的强烈呼喊。但令人困惑和不无遗憾的是:半个世纪过去了,尽管减负之声不断,而增负事实依然。我国基础教育在减负、增负中不断轮回、前行。这,正是应该值得引起我们严重注意并深入思考和认真解剖的教育难题。这,才是我们研究问题的出发点、落脚点和突破点。真理是朴素而平凡的,正是这千百万次重复着的、反复出现的事件中就包含着某种真理性。正是“问题”蕴藏着创新的契机,预示着教育阵地上正孕育着一场革命。因为任何科学革命的前提就是原有的概念、理论体系在新的现实问题面前显得软弱无力,使人们产生了普遍的怀疑,迫使人们不得不从新的角度去寻求解决问题新的药方。每一个教育工作者都会非常强烈地感受到教育实践对教育改革的呼唤,都出自于一个教师和公民的责任感非常强烈地去探求:中国教育的问题在那里?原因是什么?出路又何在呢?我们决不能因其长期存在而习以为常、见怪不怪,听之任之,从而自觉不自觉地采取漠视甚至放弃的态度;更应拒绝浮躁,拒绝一切粉刷太平的“包装”、“贴金”。直面中国教育的“老大难”问题,迎难而上,以破解教育难题为己任,这才是我们唯一正确的选择。
    诚然,造成学生负担过重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应该说是一个综合性的社会时弊。这些年来我们对来自教育外部的“体制”和“投入”问题已议论不少,现在该是我们从教育内部,从更深层次上思考问题的时候了。恩格斯早就指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要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我国著名科学家钱学森也指出:“教育科学中最难的问题也是最核心的问题是教育科学的基础理论,即人的知识和应用知识的能力是怎样获得的?有什么规律,解决了这个核心问题,教育科学的其他学问和教育科学的其他部门都有了基础,有了依据,没有这个理论基础,其他也都难说准。”[2]为此,对以上问题我们必须作出深刻的理论思考。
    从教育战线自身来看,作为培养人的教育事业,其根本问题就在于,我们对于“人怎样思维?学习怎样进行?人才怎样成长”等一系列本该回答的问题,却知之甚少甚至一无所知,所造成的盲目性。正由于此,才产生了一系列本不该产生的问题。正是在这种盲目性的驱使下,才不得不求助于“题海战术”、“大运动量”等没有办法的办法。中国教育的贫困,首先是教育观念和教育理论和的贫困、教育哲学的贫困。当前教育战线面临的是一场极为深刻的价值观与方法论的革命。因此,面对人类智能开发及人才发展、培养这样一个开放复杂巨系统的探索,理应按我国著名科学家钱学森所倡导的处理复杂系统的方法 ——综合集成法,集古今中外之大成,建立起具有中国特色的教育科学基础理论。这才是这场革命的关键所在。任何就事论事、头痛医头、脚痛医脚、零打碎敲等治表不治本的做法和简单的行政命令都将无济于事。探索的道路将万分艰辛而漫长,任重而道远,远不是“追新”、“追星”和任何心血来潮、跟风赶浪、请神造势的花花点子所能奏效的。
二、关于方法论与系统科学
   方法论的研究对于任何一门科学都是至关重要的,巴甫洛夫说过:“科学随着方法学上获得成就而不断跃进,方法学每前进一步,我们便仿佛上了一个阶梯,于是我们就展开更广阔的眼界、看见从未见过的事物。”巴甫洛夫还说:“我们研究的成效就依赖于方法的完善,是方法掌握着研究的命运。”没有在方法学上上升到一个更高一级的阶梯,我们的眼界就看得不远,只能看到常规的、常态的、常识性的事物。应该说,是方法决定了我们的视野、境界和可能取得的成果。正如黑格尔在《逻辑学》中指出的:“方法是任何事物所不能抗拒的、最高的、无限的力量。”法国大生理学家贝纳尔也认为:“良好的方法能使我们更好地发挥运用天赋的才能,而拙劣的方法则可能阻碍才能的发挥。科学中难能可贵的创造才华,由于方法的拙劣可能被削弱,甚至被扼杀;而良好的方法则会增长、促进这种才华。”所以,方法论的思考是我们研究问题的必要前提。让我们从科学前进的轨迹中吸取营养,寻找启迪和方向。
    古代唯物主义哲学思想虽然强调对自然界整体性、统一性的认识,用自发的的系统概念考察自然现象,这是古代中国和古希腊唯物主义哲学思想的一个特征,但却缺乏对这一整体各个细节的认识能力,因而对整体性和统一性的认识是不完善、不深刻的。
    15世纪下半叶,近代科学开始兴起,力学、天文学、物理学、化学、生物学等科逐渐将从混为一体的自然哲学中分离出来,获得日益迅速的发展。近代自然科学发展了研究自然界的独特的1分析方法,包括实验、解剖和观察,把自然界的细节从总的自然联系中抽出来,分门别类的加以研究。这种考察自然界的方法移植到哲学中来,就成为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形而上学的出现是有历史根据的,是时代的需要。因为在深入的、细节的考察方面它比古代哲学是一个进步,在300多年的历史时期中,对科学、技术文化的蓬勃发展起了不可磨灭的重要作用。但是,形而上学撇开总体的联系来考察事物和过程,蕴含着极大的局限性,随着人们对客观事物认识的不断扩展和深化,这种局限性就日益显露出来,并障碍和堵塞了人们从了解部分到了解整体,从分析细节到洞察普遍联系的道路。
   19世纪上半叶,自然科学取得了一系列伟大成就。特别是能量转化、细胞和进化论的发现,使人类对自然过程的相互联系的认识有了很大的提高。19世纪的自然科学“本质上是整理材料的科学,是关于过程、关于这些事物的发生发展以及关于联系——把这些自然过程结合为一个大的整体的科学”。[3]由此可见,在近代科学技术和文化发展的基础上,到了19世纪,系统思想进一步从经验上升为哲学,从思辩发展到定性论述。一当取得了数学表达和计算工具,系统思想方法就从一种哲学思维发展成为专门的科学。
    经过300年的近代科学的发展,到了20世纪初,以量子论和相对论的创立为标志,开始了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科学革命。由于生产力的巨大发展,出现了许多大型、复杂的工程技术和社会经济问题,它们都以系统的面貌出现,都要求从整体上加以优化解决。由于这种社会需要的巨大推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雨后春笋般出现一个学科群,簇拥着科学形态的系统思想拥现出地平线,横跨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工程技术,从系统的结构和功能(包括协调、控制和演化)角度研究客观世界的系统科学便应运而生了。人类对客观世界的认识和改造从总体到局部,再到总体;从分析到综合,再分析,再综合,不断地螺旋式地向更广、更深发展。提出量子论的普朗克(M•Plank)认为:“科学是内在的整体,它被分解为单独的部门不是取决于事物的本质,而是取决于人类认识的局限性。实际上存在着由物理到化学、通过生物学和人类学到社会科学的连续的链条,这是任何一处都不能被打断的链条。”[4]
    科学家明确提出把系统作为研究对象,一般公认以贝塔朗菲(von  Bertalanffy,1910——1972)提出“一般系统论”(general system  theory)概念为标志。贝塔朗菲提出的一般系统论是从有关生物和人的问题出发的。他认为对这类问题不能沿用讨论无机界问题常用的机械论的分析方法。不能把分割的部分拼加成整体,而必须考虑各个子系统和整个系统之间的关系才能了解各部分的行为。他认为分析和人为隔离的方法是有用的,但还不是充分的。经过40年代末和50年代初的发展,一般系统论开始形成为国际性新学科。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一般系统论、运筹学、控制论、信息学以及系统工程、系统分析和管理科学相互渗透融合,织出了一幅系统科学从自然界扩展到人类社会,从基础理论到工程应用的五彩缤纷的途经,描绘了系统科学40——60年代诞生、成长的历程。他明确提出一般系统论的任务“乃是确立系统的一般原则”,并对系统的共性作了一定的概括,如系统的整体性、关联性、动态性、有序性、终极性(目的性)等。系统科学和已有的其他科学不一样,它是从事物的整体与部分,全局与局部以及层次关系的角度来研究客观世界的。这与社会科学、自然科学、人文科学研究对象不同,它能把这些对象联系起来进行综合性研究,使系统科学具有了交叉性、综合性、整体性和横断性的原因。
    80年代以来,非线性科学和复杂性科学的兴起对系统科学的发展起了很大的积极推动作用,复杂性研究和系统科学形成了相辅相成的新局面。复杂性科学是用以研究复杂系统和复杂性的一门方兴未艾的交叉学科,虽然它还处于萌芽时期,但已被有些科学家誉为是“21世纪的科学”。复杂性科学的研究者们认为事物的复杂性是从简单性发展来的,是在适应环境的过程中产生的。他们把经济、生态、免疫系统、及计算机网络等称为复杂适应系统,认为存在某些一般性的规律控制着这些复杂适应系统的行为。他们的这种认识体现了现代科学技术发展的综合趋势。尽管对复杂性的看法还众说纷纭,但从方法论来看,对许多复杂事物的深入研究,长期来卓有成效的还原论是处理不了的,这点一己基本趋于一致。当前,物理领域、生物领域、社会经济领域差不多发出了共同的呼声:“突破还原论”。80年代中期,差不多与美国开展复杂性研究的同时,在我国著名科学家钱学森的指导与参与下,我国对社会经济等复杂系统进行了研究、提炼,总结出开放的复杂巨系统概念,以及处理这类系统的方法论,即定性到定量的综合集成法,[5]并于1990年初正式发表了“一个科学新领域——开放的复杂巨系统及其方法论。”我国经过十多年的努力,开始在研究的前沿提出自己独创性的理论。这是我国开展系统科学与系统工程研究与应用的里程碑,在国际上也是前瞻性的成果。协同学创始人哈肯说:“系统科学的概念是由中国学者较早提出的,我认为这是很有意义的概括,并在理解和解释现代科学,推动其发展方面是十分重要的”,并认为“中国是充分认识到了系统科学巨大重要性的国家之一”。[6]
    众所周知,生命系统和人类社会更是世界上最复杂的事物,是宇宙演化绽开出的最美的花朵。教育是培养人才的事业,人和人类智能是最典型的复杂系统,人类智能和人才培养问题的研究关系到一个复杂系统的探索和一门主体科学的开拓,教育科学理应成为一门涵盖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工程技术的综合科学、交叉科学乃至前沿科学。教育科学只有获得这样独立的人格,才能从深层次上解读智慧的奥秘、思维的规律、学习的机制。这就决定了教育科学的极端复杂性和特有的难度,因为尽管人类创造了科学,但科学却至今未能回答人类创造科学的机制。尽管探索的道路十分漫长,但目标必须坚定。因为眼界是认识的前提,我们对教育科学和教育改革的思考必须登高望远。对待人这样一个人世间最复杂的对象采用了一种最简单的说教、灌输、“一把尺子”进行评价的年代该终结了!对教育的思考需要大智慧、大手笔,需要中国气派。当代系统科学和复杂性研究以线性科学无法具备的深邃的“眼睛”,探索以往科学未能涉猎的领域,揭示了更为广阔也更为真实的现象世界。因此,将系统科学引入到教育研究和教育改革中来,我们可以听到不同凡响的声音;走进系统科学,将极大有利于我们开拓视野,启迪思维,走出封闭,走近真理。
三、系统科学与素质教育
    素质教育是以人为本的教育。而只有研究人,才能有效地教育人、培养人。但在人类知识中最缺少的也就是关于人自身的知识,“认识你自己”成了一个古老而常青的课题,致使知识、智力、能力、智力因素、非智力因素等问题成了多年来教育界普遍关注和争论不休的热点,简直成了“世纪话题”。如从系统科学和复杂性科学的高度,以系统的眼光、整体视野审视人类智能和人才成长,必将获得新的启迪并有望取得新的突破,特别是作为教育基础理论的素质教育更需要从系统科学的滋养,以便从新的高度加以探讨和诠释,才能为素质教育及其实施提供理论支撑。让我们尝试着用系统论的眼光就素质及人类智能作出某些解读。
    现代系统论告诉我们,系统的特性不仅取决于它的某些零部件,更重要的取决于它的结构;取决于这些零部件的某些联系的特性。也就是说,系统的特性是系统中诸要素共同作用的整体特性。为此,现代系统方法要求我们从整体上考察一个过程,把握一个事物。人类素质决非单一因素构成,而是一个有结构、有层次的整体。不少专家曾就人类素质提出了几十个指标体系加以描述,未免使人有些眼花缭乱,无所适从。凡规律似乎都有一种简约的、和谐的美。19世纪印度哲学家辨喜也说过:“最伟大的东西是世界上最简单的东西,它和你自己存在一样简单。”如“改革开放”、“一国两制”、“牛顿三大定律”等。因此,我们认为人类素质主要包括两大部分,一是见诸于物质的身体素质(犹如计算机的硬件);一是见诸于精神的智能素质(犹如计算机的软件)。前者是基础,是依托,是根基,舍此一切均将化为乌有。因此,健康教育至关重要。教育应该培养孩子具有一个健康的体魄足以支持一辈子的事业。如果为备战中考、高考不惜以牺牲学生的健康为代价擅自取消体育课和剥夺学生睡眠时间的做法是严重违背教育原则极端错误的做法。智能素质则如我国著名心理学家潘菽教授所言乃人区别于机器和动物的本质特点所在,智能的研究更有其特殊的价值。
    从系统论的观点看,人类智能是一个整体,是一个有结构、有层次的、有规律地逐步发展的动态系统。它不仅在时间上表现自己的历史性,而且在空间上展开自己的多样性,是一个复杂、多元的、动态巨系统。为了从整体上把握人类智能的方方面面,我们提出“人类智能系统”概念[7]并阐述如下:
    按现代系统论的观点,对任何一个系统的研究都离不开对环境的考察。“个体只有在与环境、背景的关系中才能得以存在、定义、描述和认识。”[8] “系统和环境是不可分的,不能脱离系统所运行的环境来谈系统的性能。系统的复杂性不仅仅体现在系统本身,而且也体现在环境方面。”智能系统一方面要从所运行的环境中获取信息(感知),另一方面要通过自己的动作(作用)对环境施加影响,互相作用,共同进化。”[9]为此,首先必须将环境引入人类智能的研究中来,在人与自然、社会这样的大系统中考察、审视、研究智能才能透视人类智能的全貌及其本质特点和相互作用规律,才可以避免孤立地就智谈能或是就能谈智的弊端;才不致陷入逻辑的矛盾和淹没在概念的死循环中。因为离开了环境研究智能就好象人没有了镜子就无法看清自己一样。只有在人与自然、社会相互作用的大系统中研究问题,我们才能清晰地看到人类智能就是在和社会、自然相互作用过程中逐步发展建构的认识客体与改造客体的功能体系。所以只有“智”与“能”的统一才是一个完整的过程,“智”见诸于认识世界;“能”见诸于改造世界。只见“智”不见“能”;或是将“智”定义“能”;或是将“能”定义“智”都是片面的、不科学的。只有将“智”与“能”整合为人类智能系统才能从整体上把握人类智能的本质。

    人类智能除了人与环境之间存在着复杂的联系之外,还存在着各个子系统之间错综复杂的联系。这些子系统包括:输入系统(人的眼、耳、鼻、舌、身等感觉器官接受的外界信息均由此输入大脑形成的各种感知觉系统)、加工系统(包括左脑的逻辑加工与右脑的非逻辑加工两大子系统)、存储系统(包括短时记忆和长时记忆)、输出系统(包括口的表达、手的操作及人际交往等各个子系统)。特别值得提出的是对人来说具有至关重要的是人的动力系统(人的目的、动机,诸如理想、志向、兴趣等)和控制系统(包括人的情感、意志等)。如下图示:
   
   
                        
    输入系统是人类智能的门户、智慧的窗口。离开了对外界信息的吸纳,人类智能就成了无本之木、无源之水。正如比利时布鲁塞尔学派创始人普里高津所指出的:任何一个有机系统要进步,要发展,就必须与外界进行物质、信息和能量的交换,即保持系统开放。只有在一个开放的大系统中广泛吸取营养,才能为系统带来盎然生机。人类智能也不例外。所以必须让学生从封闭的家庭、学校中解放出来,让他们在大社会、大自然中吸收丰富的营养,才能使他们变得聪明起来。如将他们封闭在家庭、学校大门之内整天就知道背书、做题,过着两点一线式枯燥无味的生活,必将使学生的智慧陷入枯竭状态。解放学生的大脑;解放学生的双手,让学生在沉重的课业负担下解放出来实乃当务之急。
    加工系统是人类智能的核心。值得特别注意的是加工系统中的非逻辑部分,这是右脑的功能所在,“创造”就产生在左右两半脑协同工作的最佳状态。非逻辑系统的开发与训练是现行教育中比较忽视的部分,是一块未加开垦的处女地。所以有人提出:现在我们正面临着右脑革命。这是一个非常值得注意的问题。由于片面追求升学率而造成的学生负担过重现象必将严重扼杀学生右脑功能的发挥与创造能力的培养。长此以往,我们将会感到一种深深的历史的内疚。但切忌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丢掉了任何半个脑袋的教育是不完整的、偏废的教育。
     输出系统是人类智能的归宿。人类的智能就是按照人如何改变自然界而发展的。手和口都是人类智能器官,在大脑皮层占有很大代表区[10]。口的表达和手的操作能力的培养至关重要。良好的表达能力是一切成功人士的重要标志;而手的出现,更是人区别于猿猴的主要标志之一。他在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过程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行乃知之始,是手教会了脑,正是实践带来了人类对客观世界真理性的认识。而人又是社会的动物,他(她)不能离开人类社会而生活,因此人际交往能力在现代社会显得犹为重要。所有这些均属于输出系统的功能,也都是人类智能的表现。
    动力系统是人类智能的源泉;是“人”区别动物和“机器”的关键所在。因为人的任何活动都是有目的的,伟大的目的产生伟大的力量已为众之共识。美籍华人李玲瑶女士曾说:“我们很难设想一次篮球比赛可以没有篮圈,也很难设想一架飞机起飞可以没有目的地。那么,在漫长的人生道路上怎能没有人生目标呢!?”理想是智慧之母、创造之源,对孩子的教育应该在打开智慧的发动机上狠下功夫,而不要老是在“背书”、“做题”等“推论子”的工作上大做文章。遗憾的是:在我们众多的教学大纲中却唯独没有关于如何形成学生人生目标和志向的教学大纲,这实在是教育不应有的缺失。当前课程改革提出“情感、态度、价值观”“三维目标”的核心理念,已将单纯重视知识的教育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但更应强调“动机第一”,应将如何根据孩子生理、心理特点从诱发学生的兴趣、好奇直至逐步引导学生形成自己的人生目标放在首要位置。因为这才是照亮孩子们人生之路的心中的太阳、人生的脊梁。这,才是教育的根本,教育的灵魂。教育只有点燃孩子们心中的太阳,让他们远离低俗,走近高远,仰望天空,才可能让孩子们有足够的免疫力帮助他们在漫长的人生道路上抵御各种诱惑、抗拒各种不良影响的侵蚀,从而获得健康成长、持续发展的力量。当前不少学生中出现的“郁闷”、“无聊”、“迷茫”乃至“网瘾”“性问题”等问题无不出自于学生理想的缺失所导致的免疫力低下所致。马加爵在临刑前的自白“人生最大的失败在于没有理想。”就是最有力的佐证。 
   控制系统是人类智能的支柱。因为任何创造都离不开巨大的感情冲动;任何成功都离不开顽强的意志努力。“情能育思”已为众之共识;一个感情淡漠的人是很难有所建树的。“情商”(EQ)概念的脱颖而出是时代的呼唤,补上了智能研究缺失的另一半。已有研究结果表明:情绪或情感缺乏就会导致思维功能障碍。而要成就任何一项事业,都必须经历九九八十一难的磨练,少一难也不行。未来社会是一个变化无穷、充满竞争的社会。要适应未来社会的需要,就要培养我们的孩子具备随时准备迎接挑战的顽强意志。
   综上所述,作为人类智能系统特征的整体描述,我们提出SQ系统商)概念,以实现“EQ”与“IQ”的整合。“人类智能系统”与“SQ”概念的提出正是人类智能研究综合、创新之必然,以此避免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导致的诸多弊端。如:我国教育界曾将智力界定为观察、注意、记忆、思维、想象等五个力,这是正确的,也有着明显的局限;之后又有“智力因素”与“非智力因素”之争;曾几何时,人们将“智商”奉为至上,但不久就发现智商高的人不一定有很高的事业成就;继之,又提出“情商”概念,甚至认为一个人的成功主要取决于“情商”的高低,这似乎又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其实,“智力因素”与“非智力因素”,“智商”与“情商”都是智能系统不可或缺的两个方面,完全不应将其对立起来视之为互相排斥的因素。人类智能的探索犹如喜马拉雅山的攀登,你可以从北坡上,我可以从南坡上,你看到的是北坡的风光;我看到的是南坡的景色,重要的是不要互相否定,而要善于互补,善于整合。“IQ”、“EQ”均反映了人类智能的某一局部,均有其正确的一面;也有其不足的一面,均应取其长而补其短。中国是有着五千年优秀文明的伟大民族,整体思维正是东方思维的优势和特色。从IQ——EQ——SQ,这是人类对智能问题认识的必然发展;是科学发展的必然;也是东方民族的必然选择。
    素质教育是以人为本的教育。从人类素质的整体结构的科学规律办事,素质教育应着力于人类智能的整体开发与全面培养。首先要为学生创设一个开放的、具有丰富刺激的大环境,让学生在大社会、大自然中吸收丰富的营养;既要重视左脑逻辑功能的开发,又要千方百计开发右脑的菲逻辑功能;既要重视口的表达又要注重手的操作能力的训练;既要孕育孩子美好的感情又要培养孩子顽强的意志;特别是诱发学习兴趣,培养理想、目标,重在塑造一个完整的人。而不是缺胳膊、少腿或丢了半个脑袋只会做题、考试的残废人。只在“背书”、“做题”、“考试”上做文章的教育,只抓住了人类智能加工系统中逻辑加工这一小块,丢掉的却是人类智能的绝大部分。而人类智能是一个整体,少了那一环都不行,怎么能只在知识教育、逻辑加工上大做文章,怎么能只顾一点不及其余,只在“考”字上狠下功夫呢?这不是极大的盲目性又是什么呢?犹如我们站在地球上看到的地球似乎只是一个平面,如果我们能够站到地球之外我们将看到整个地球是一个完整的球体。诚然,知识是不可或缺的,考试也是不可逾越的,但只关注书本知识的教育却是片面的、狭隘的、不完整的;是完全违背人才成长规律和教育规律的反科学的错误做法。这是教育的短视、浅薄、愚蠢和悲哀,但也是历史之必然,是难免的局限。因为人类认识总是从片面和表面逐步走向深入,走向全面。开始我们只能看到看得见摸得着的、操作性比较强的书本知识,却很难看得到隐含着的更深层次的情感、意志,特别是人的动机、目标等人类心中的火、生命的泉、教育的魂。点性思维导致“一把尺子”、“一个模子”的教育该终结了!我们再也不能以 “难”为借口掩盖自己的懒惰和自欺。难道我们就只有将所有学子都拖入应试教育这个无底黑洞的“高考独木桥”这唯一的办法“最公平”吗?难道老祖宗的科举制度要管千秋万代吗?难道举国之智,居然想不出一个比“高考独木桥”更适合的办法来吗?面对一个飞速发展的新世纪,我们期盼着超越局限,期盼着人类智能研究、人才培养“破镜重圆”的一天早日到来,期盼着真正按教育规律办事,努力培养一个完整的人,开创属于中国人自己的教育未来。使我国教育真正走上科学发展,科学育人的康庄大道。
    以上是对人类智能的静态描述,而人类智能的发展则是在社会、自然这样开放的大系统中,在环境与人各个子系统的相互作用中从混沌到有序逐步进行自组织和逐步建构的。由于环境和各个子系统相互作用的极端复杂性,人类智能系统的自组织以及人才的成长、发展充满着不确定性,其选择的可能是无穷的,从而造就了有的人能歌善舞;有的人能言善辩;有的人善于思索;有的人则长于技艺……,而事物的多样性正是任何事物生命力之所在,人才也不例外。“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这是中国人早就提出的朴素的真理。为此,决不能拿一把尺子——分数;一个模子——升学去评价所有的学生,更不能“唯学历”、“唯文凭”是论。只承认“升学”这唯一的一条成才之路,给孩子设计如此狭窄的“独木桥”,这实在是天大的误会!因此,成功的教育不可能把所有的学生都培养成科学家;成功的教育在于塑造一个最好的他(她)。人才自组织的机制是极端复杂的,什么是构成人类智能系统的序参量,又如何实现自组织的,这将是一个十分诱人的课题。但复杂系统实现自组织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对初始条件的敏感依赖性。——开始的无穷小变化能导致以后大得多的变化[11]。这已为无数事实所证实。因此,低幼儿的教育至关重要,是三岁决定了人的一生。教育的改革与发展必须从娃娃抓起,对基础教育的漠视将使整个教育建立在沙滩上的危险。对人才如何由混沌走向有序的自组织机制的揭示将引领我们的教育从经验走向科学;从必然走向自由。
四、呼唤中国教育家群体
    我们必须非常清醒地认识到:面对人类智能、人才培养这样一个多元、复杂、动态巨系统的探索,任何个人的智慧和能力都显得十分渺小,任何个人都不是一切更无法穷尽一切,教育的改革与突破需要千百个大脑的联机操作和无数智慧的集成,藉以凝聚成东方民族的大智慧才能攀登教育科学的巅峰。我们可以非常强烈地感受到教育改革对中国教育家群体的热切呼唤。我们需要的是一个团队的力量;需要社会科学工作者、自然科学工作者和工程技术人员以及教育管理人员、教育科研人员、和第一线教师的密切协同、集体攻关,需要有识之士、有志之士、有权之士、和有钱之士的通力合作,甚至几代人锲而不舍的努力。让我们登高望远,从功利的诱惑和侵蚀中解脱出来,因为功利的羁绊将足以蒙蔽我们的眼睛,扼杀我们的智慧和灵气,堵塞通向真理之路。我们应该从自身获得一种启示:人之所以成为万物之灵就因为眼、耳、鼻、舌、身的高度和谐统一,眼睛从来也不会责怪鼻子怎么不会看东西,手脚也从来没有这样的奢望想要充当大脑的角色,正是这种高度的统一造就了人世间最和谐的美。只有教育家群体才能引领我们去开创一个属于中国人自己的教育未来!
中国教育家群体,我们期盼着。
    路漫漫其修远兮   吾将上下而求索
 

参考文献
[1] 纪实作家河添惠子:“中国式教育‘制造’悲哀的‘小皇帝’”日本《正论》月刊8月号
[2] 钱学森著:《关于思维科学》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3] 恩格斯著:“路得维希•费尔巴哈和古典哲学的终结”《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版. P.245
[4] 普朗克:“世界物理图景的统一性”转引自:黎敏.试论唯物辩证法的拟化形式,中国社会科学1981第3期第6页
[5] 钱学森著:《创建系统学》,山西科学技术出版社2001年版,P.45
[6] H•哈肯:《协同学》《计算机和认知》.杨家本译.清华大学出版社,广西师大学出版社
[7] 徐章英 顾力兵《智力工程概论》第171—179页人民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2版
[8] 北京大学现代科学与哲学研究中心编《复杂性新探》第263页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一版)
[9] 戴汝为著《人机共创的智慧》  广西师大出版社1999年4月出版P.43­——P.45
[10] 潘菽主编《人类的智能》P.68——P.69上海科技出版社1985年第1版
[11] [英]扎奥丁•萨德尔著 孙文龙译《混沌学》P.24安徽文艺出版社2007年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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